勾勒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

——《１９１７－２００７：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》导言

要谈论文学，不能不谈论精神。文学是精神的创造物。精神的存在，决定着文学的形态、结构和品质。

精神具有意向性。意向性是同原点与终点连结在一起的。现代哲学家把原点称为“家”、“家乡”、“故乡”，于是有了“还乡”，以及由此引申开去的诸如“流浪 ”、“游牧”、“在路上”等等形象的说法。海德格尔十分强调精神生命的原点，他称作“源泉”，说是“还乡就是返回对这源泉的接近中”。显然，在这里，存在着一个“故乡情结”。

在海德格尔那里，“故乡”即“存在”的异名。对文学而言，还乡不仅仅是一个主题，而且，它是作者的精神运动本身。所以，精神还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。

自１９１７年至２００７年，在中国现代史上，作家们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精神还乡。我们主编这套《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》，就是要勾勒中国文学家精神还乡的历史，从而，描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

林贤治

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

一个民族的精神，是在政治制度、经济组织、风俗习惯、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长期形成的。春秋时期，士的生存环境相对比较“宽松”，学术史上才有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，而在文学史上，这也是散文最为繁荣的时期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推行文化专制政策，使士人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。汉代以后，儒教几乎成了“ 国教”，“文以载道”也就成为文学的传统。魏晋时期，政治黑暗而混乱，佛教西来，道家复活，玄谈之风兴起。这时，文学有了脱离正统的倾向，而开始自觉地关注个体和内心。但是，整个知识社会仍然无法摆脱儒教的阴影。宋代以后，理学强化了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，加以明清暴虐的政治统治，文学思想受到进一步的禁锢。这时期盛行的小品文，趣味其实是病态的。就算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而兴起的戏曲和小说，也都在津津有味地叙说着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，宫闱秘密，江湖恩仇。在市井故事中，念念不忘封建道德的陈腐说教。

中国宗法社会以家庭为根本，国家是家庭的扩大。所谓“家天下”，所谓“修齐治平 ”，士大夫离不开家国，而文学主题，也就在家与国之间游移。鲁迅分中国文学为两大类：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，照样不出这个范围。在中国小说中，常常看到“大团圆”的结局，即后来常说的“光明的尾巴”，这也是家庭式的。这种“喜剧精神”，鲁迅称为“瞒和骗”。《红楼梦》虽然也写大家族，却写了悲剧：无论如何的家业再振，兰桂齐芳，贾宝玉最后毕竟做了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。鲁迅欣赏《红楼梦》，就因为那里有着一种打破传统思想的写实的精神。所以，在长达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逼拶之下，就整体而言，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是荒芜的。

１９１７—２００７：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还乡史

１９１７年，新文化运动兴起。以《新青年》为核心，提倡白话文，鼓吹民主科学，反对封建礼教，一时呈摧枯拉朽之势。胡适称之为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”，其实缺少本土的精神资源，是文化反抗运动。鲁迅认为，新文化运动是“外铄”的产物。西方的现代价值观被介绍到了中国，唤醒了一代青年的心。他们破坏偶像，重估一切价值，大胆实验，大胆创造；他们赞扬个性解放，男女平等。这样的时代风尚，在当时即被称作“五四精神”。为这种精神所培育的新文学，从诞生之日始，便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大视野，显示了它的启蒙性、个体性、激进性、平民性、实验性，一种鲜明的现代特征。

郭沫若的《女神》是狂飙式的，充满革新精神。刘半农、刘大白有意走平民化道路；徐志摩却是西洋风的；闻一多点燃红烛，爱国且唯美。散文方面，也产生了新的样式，《新青年》的随感录是尼采式的。周氏兄弟、郁达夫、冰心、朱自清，都是名重一时的作家。郁达夫写“多余人”，自我暴露，惊世骇俗；丁玲写现代女性，或激越，或感伤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一种新型的小说——乡土小说，很快聚集了它的作者群，鲁彦、许钦文、蹇先艾、台静农，都是有名的“地之子”。像叶圣陶一类作家，即使描写知识者的人生，也混合着泥土的气息。

五四文学致力于建造“人的文学”，新的主题，新的形象，新的文体观念完全颠覆了传统形式。这群诗人和作家自觉地肩负着历史的责任，却又毫无顾忌地书写自己。从风格学的角度看，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独创性，但是，彼此又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，是时代风格的一部分。单就文学语言来说，我们便可强烈地感受到，五四的作品，哪怕是最单薄的短篇，仍然可以从那文字的字面上闻到一种浓烈而又优雅的气息。鲁迅是开风气的人物，在小说、散文、杂感、评论、诗等多个方面都有所制作。他的两部小说和一部《野草》，放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，也都是峰巅之作。

１９２４年前后，五四的大潮开始消退，激进的知识界出现分化，虽然启蒙运动转向为社会运动，但是由于启蒙精神的惯性推动，新文学仍然继续向前发展。至３０年代，中国文学版图呈现几块色调不同的界域：其一是“帮忙文学”，如所谓的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等。其二是有闲文学，以超脱、幽默、博雅相标榜，意在博取“有闲阶级”的青睐。当政治黑暗，民生涂炭，这种极力表现趣味和技巧的作品，称作“帮闲文学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当时有所谓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之争。小品文作家周作人、林语堂等，分居于京沪两地，而趣味颇相一致。上海还有“新感觉派”作家，将上海洋场生活主观化、意象化，做的是“先锋实验”，捕捉大都市的光与色，而感觉不到被殖民被压迫的苦痛。其三是一种严肃的、独立的文学，作品明显是为人生的。代表作家有曹禺、沈从文、老舍、巴金、冯至等。沈从文写乡下人，崇尚原始野性；老舍写“老北京”，讽刺传统文化；巴金写大家庭，鼓吹叛逆精神；而戏剧家曹禺，比较而言，他的剧作颇具伦理哲学和精神生命的深度。冯至早期的诗作带有象征意味，后来留学德国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，写下著名的《十四行集》，更具精神性和现代性。再就是“左翼文学”。中国的左翼文学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。作者以自觉的阶级意识，揭露帝国主义及本国的黑暗统治，描写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。左翼文学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，注重宣传效果，艺术上较为粗糙。但是，它毕竟表现了动荡的社会生活，揭示了普罗大众的困苦，其中的道义感和反抗的激情是从前的文学所没有的。

左翼文学主要是由“左联”推动的，代表性作家有茅盾、叶紫、柔石，诗人蒋光慈、殷夫等。茅盾早期写作长篇《蚀》三部曲和《虹》，以革命和女性为主题，表现一代青年的人生追求；３０年代进而描绘更广阔的社会画面，完成宏伟的《子夜》，以及短篇《林家铺子》、《春蚕》等。他师法左拉和巴尔扎克，有史诗情结，追求宏大叙事，力求客观真实。最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理性，在他的作品中，往往听不到心声。叶紫全家受迫害而死，爱与仇，既是阶级的，也是个人的。他的小说，场景十分逼真，情节生动感人，但多叙事而少描写，重人际而轻内心。叶紫小说的这些缺点多为左翼作家所有，或许也是早期小说所未曾摆脱的。不过，左翼作家在创作中把个人轻易让位给阶级集体，是一个根本的缺失，由此，压抑、回避个人的主观性，放逐个体精神，终至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现象。

抗战期间，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，被称作”抗战文学”，也有流行一时的“国防文学”。连老舍这样的讽刺作家，也放弃了个人固有的主题和风格，写起应时的说唱文字。在艺术上，最富于个人创造活力的，当是诗人艾青。艾青的诗风散文化，喜好象征，最具西方现代诗的自由色彩，但是又充满了中国土地的苦涩气息，表现广大人民的挣扎与反抗的精神。

在国统区，整个４０年代的文学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由于左翼文学运动和抗战运动的牵引，社会的暴露性描写成了作家的普遍趋向，巴金继《激流》三部曲之后，写作《寒夜》，可以视作时代转向的一个象征。启蒙的色彩淡薄了，个性解放的呼声已杳，制度反抗的个体激情渐渐平复，镜子代替了灯火。一些执意留在时代政治的大门之外的作家，作品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钱钟书的《围城》，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，师陀的《果园城记》，也都是世态的冷静的观察与观照，虽或不乏人生的感喟，却多致力于美学的营造，缺乏的唯是颠覆与创造的独来独往的大精神。萧红的未竟作品《呼兰河传》长歌当哭，可以算作特异的例子。

新诗有“七月派”和“九叶派”的作品。前者是集合在《七月》杂志周围的抗战青年，后者主体是西南联大的学生。从“国统区”到延安的作家，丁玲、艾青、何其芳的转型是有代表性的。他们的创作，从主题到语言风格的前后比较非常具有说服力。本土作家赵树理以民间形式叙写边区农民翻身的故事，他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农民生活的熟悉程度，确实是为周围的知识分子作家所不及的。但是，从形式结构到精神内涵，作品毕竟流于简单。由于赵树理小说同当时的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一致性，被周扬称为“赵树理方向”，其实也就是随后中国文学的新方向。

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，同时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根本性转折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分化。建国后基本上延续了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。柳青的《创业史》，完全是遵从意识形态的路向写作的。赵树理到了５０年代中后期，被以“中间人物论”的代表遭到批判。这两位延安崛起的作家，在文革期间惨死，其他出身和经历复杂的作家的境遇可想而知。

五六十年代之交，史称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”，面对这种国运艰厄的局面，仍有极少数作家，以未泯的良知，留下吉光片羽，映衬着文学史的幽暗。其中，话剧有田汉的《关汉卿》和《谢瑶环》，孟超的鬼戏《李慧娘》，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；小说有陈翔鹤的《陶渊明写挽歌》，黄秋耘的《杜子美还家》；杂文有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，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合写的《三家村札记》等。文革“对文学的破坏，最根本的，在于对现代个性的虐杀，对作家的精神人格的劫夺。

后文革时代留下巨大的精神废墟。７０年代末，出现一种“伤痕文学”。与社会所经受的深创剧痛相比，这样的文学是极其肤浅的，但是，从暴露的手段及悲剧性质来看，仍不失为一种新型文学。就是说，它让文学回到了人们的血泪记忆里，回到实际生活之中。而“反思文学”，是伤痕文学的一种理性的延伸，这种“反思”，基本上没有逸出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。但很快，又有一种“改革文学”被制作出来。这样的文学依然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，个人的精神是受到障蔽的。

８０年代中期，文学的样式多了起来。随着“文化热”的兴起，有所谓“寻根文学”，试图通过对“国民性”的探寻来发掘现实。但是实际上，其中大多数小说恰恰是远离了现实的，是一种文化迷幻症。还有“先锋小说”，这是集体的形式主义实验，抽象了人生的内容，有不少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。倒是有若干“知青文学”保留了精神的个体性，它们背弃了“上山下乡”的神圣意义，写出了生活的困境和“流放者”的真实情感。张承志对文革似乎并不持明确的否定态度，他是另一种类型，抒情诗般书写对大地和“底层”的情感。他的《心灵史》，显示了灵魂对民众的皈依。王小波也是知青作家中具有独立意识的一位，但是，在历史态度方面，可以看出与张承志不同的价值取向；在文体形式方面，具有更大的独创性。只有少数作家坚守了自己的道德立场。尤凤伟、杨显惠的现代历史小说《中国１９５７》、《夹边沟纪事》和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，都是精神较为充实的作品。刘白羽、杨朔、秦牧的散文，如同郭小川、贺敬之的诗，都是一种颂歌模式。８０年代的文学地图有所改变。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，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，以历史实录的形式和相应的悲剧深度，横扫了散文界的大小摆设。杂文方面，仍然有如何满子、邵燕祥、牧惠、王得后等，在承续鲁迅的战士精神。

８０年代以来，在劫后的精神废墟之上，我们不可能顷刻之间造就宏伟的建筑。何况在新的历史境遇里，除了原有的强制性因素之外，还要应付物质主义的各种挑战和考验，而所有这些，对于以精神为生命的文学来说都是致命的。９０年代以来，出版商、评论家和大众传媒合谋哄抬作家和作品的现象出现了；各种无聊的嬉戏和吵闹充斥了网络世界；引入“零度写作”、“ 私人化写作”、“酷”的概念而实质上坚持逃避社会病痛的作家多起来了；过分的性暴露使文学的裙裾变得多余；娱乐化、空心化，寻找感官刺激或故弄玄虚比比皆是。

中国文学缺乏精神性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精神性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非物质领域中，它滋养人类的灵魂，让人类在生存中寻找根本的价值和意义，并以此发展自身的精神生活。是精神充盈了文学的生命。精神的匮缺是最大的匮缺。当下中国文学，最需要的，是人文精神的培养。

回顾与前瞻

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新文学的诞生，迄今不足１００年历史，而且，整个历史进程非常的不平坦，有过许许多多压力和干扰、诱惑和禁忌。就整体而言，传统是短暂的、荏弱的，精神是匮乏的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学习和吸收世界文学，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。其实，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精神还乡，返回到人的存在上来，回到新文学的源头里来，重振五四时代的“人的文学”的精神。

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需要飓风般的精神的推动，而这风暴，是由作家乃至周围人群的众多个体的战斗呼吸形成的。在这个转折的年代里，在沉寂已久而又代之以喧嚣躁动的此刻，英国文学的革新家柯勒律治写给他的朋友华滋华斯的信里有一句话，对于我们，可以说不失为一个警示和鼓舞。他说的是：必须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作斗争！

(１９１７－２００７)《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》系列丛书，分诗歌卷、散文卷、小说卷，共六本。

林贤治 肖建国 主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